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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转型进入关键时期

2018-10-15
admin

发表于2012-05-08

转载自 http://www.dfdaily.com/html/21/2012/5/8/788085.shtml 


编者按


  2012年4月中旬开始,东方早报推出了一组“上海区县委书记系列访谈”,14位区县委书记畅谈对转型发展的理解和规划。报道刊出后,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复旦发展研究院,专门举办学术沙龙,专家学者结合对区县委书记的访谈,对上海转型献计献策。今天,9位专家学者联合执笔,畅谈对本次访谈和上海转型的思考和建言。


《东方早报》的区县委书记转型发展访谈对话这个栏目,很好地反映了上海的发展转型,这也说明转型不是一个空洞的理念,而需要从具体的实践中来实现转型。


  区县委书记观念在转型


  各个区县的区县委书记重视实干,锐意进取,结合区县实际情况探索自身转型发展的思路。可以明显感觉他们作为上海“十二五”期间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各项工作正围绕着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在实实在在地进行着,上海各区县的工作在落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上海“十二五”战略和主动融入上海四个国际中心建设方面都有着能够把握各自区位特色的很好定位。


  比如黄浦区以金融外滩为引领旨在把自己打造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主要载体,嘉定区则以汽车城和科技城建设为抓手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努力打造上海国际经济中心的实体经济基础。上海之所以有着建成四个国际中心的极大潜能还在于其背靠快速发展的长三角和沿海地区,而松江区、金山区、宝山区和青浦区则能利用自己连接长三角的地理特征争取在长三角一体化以及上海首先建成区域经济中心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其他各区的定位也都各有特色,说明了区县委书记在找准定位,挖掘特色和潜力方面动了不少脑筋。


  政府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积极作为,做了比较多的事情,有很多的规划、想法,大部分也都能立足本地特色来进行规划。我们也感到,在城市转型发展中,党和政府应该可以在经济领域上管得少一点。我们现在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不要忽视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


  对于转型升级、惠及民生,在上海各个区县中都被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竞争而增长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大家都积极竞争,同时竞争的考核指标是增长,所以推动了中国三十年来增长的过程。但是在强调竞争的经济增长过程,也会带来局限的问题,比如说过度考虑区域性的发展,过度考虑短期的发展,造成重复建设,造成一定的同质性,等等。我们看到较多区县都提到总部经济的问题、创意产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上海需要进一步完善。


  这些访谈还反映了区县委书记们观念的革新。不是从政绩工程的原始冲动出发,而是因地制宜从惠民工程的角度来进行硬件建设本身就是观念的转型。不再仅仅盯着GDP数据,不过分考虑个人升迁,而是能够从民生、社会、环境等多重角度出发来开展一方工作,这才是新时期我们所需要的地方官,这也是观念的革新。


  可以说,观念转型即是对大众所说,更是对肩负转型发展使命的各级地方官员的要求。比如,静安区委书记就认为竞争力不在于楼有多高而在于配套服务,不应靠拼优惠政策而要靠打造综合服务环境来招商引资。他认为,多少体量的建筑物、多少数量的商务楼,这些数字指标并不能成为衡量静安区发展的依据,这都是以往经济发展初级阶段GDP引导下的思维,要在新时期建设静安区,要符合地方老百姓内心的需求,而不应受数据的束缚。这些带有转型火花的观念很值得赞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念,静安区在打破条条块块行政界限,压缩管理层级,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和发展社会管理扁平化模式方面取得成绩也就不足为怪了。金山区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及时调整思路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它从过去被动接受中心城区一个扇面的辐射,调整为中心城区和长三角两个扇面的辐射,使其获得了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这充分体现了转型发展的新观念。


  还有就是必须打造具有转型和创新才能的人才队伍。在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有着很高的财政收入,在教育和人才培养引进方面也花了很多投入,从各区县委书记的访谈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杨浦区对优秀创业人才给予启动资金、购房补贴、办公用房免租金和风险补偿等10项优惠政策,充分挖掘区域内科教和人才资源优势。


  城市创新体系建设


  需要有突破


  城市创新体系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上海在推动城市创新体系建设上,建设了创新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并以此服务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实践。


  上海要在全国创新改革综合试验方面有所突破,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同时要重视制度创新。需要给城市制度创新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例如对于先行先试要赋予更大的权力。上海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应该鼓励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为城市发展创造环境。对于区县发展来说,也应该鼓励各个区县先行先试,然后再追认或者是承认其改革实践,这样能够更好地推动创新发展。


  上海转型是复合转型


  上海的转型发展是一个复合式的转型,上海所处的发展背景和发展阶段,使其转型具有不同内容。


  整个世界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其实都是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转型是对外在环境的应对,同时自身内部环境变化要求结构性调整和提高的过程。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我们国家重新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经济发展内部也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有一个结构性提升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工业化和产业发展来看,转型基本有三个阶段:一是城市化初期的转型,其实质是工业化转型,工业化转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贫困的陷阱,例如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数量极大地压迫生产力,造成突出的贫困问题,这和当前非洲和印度碰到的问题是类似的,因此国家发展转型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工业化来解决贫困问题。二是到了经济发展的中期,国家发展的转型是城乡一体化转型,当城市化水平超过50%,也就是中国现在的状况,城乡的结构性关系以及移民进入城市内部所带来的结构性分化的问题成为国家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如何应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分化,促进结构性整合可能是城乡一体化转型的核心问题。三是城市化水平达到较高的程度,达到80%至90%的水平,其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创新转型,也就是说像现在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等一些国际城市,它需要的转型是在80%、90%这样的工业化水平下如何能够重新寻找到新的产业空间、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兴科技的发展。


  具体到上海,上海转型脱不开中国发展的背景,也脱不开它面对世界的挑战。上海的转型是复合转型,因为它有两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城乡一体化转型所要求的结构性调整和社会整合的问题,上海有2300万的常住人口,需要完成在城乡一体化转型中,促进社会整合和减少社会分化。第二个任务是促进实现创新转型,也就是上海要完成追赶亚洲城市、追赶世界城市所需要的创新转型,通过发展新兴产业,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


  转型发展要求企业、公民、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企业转型发展主要是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公民转型的核心内容是公民意识的强化,政府转型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怎么样转体制、转变政府的功能。


  上海的发展转型主旋律有三条:第一经济必须是繁荣的,第二环境生态必须是永续的,第三社会必须是包容的。当然还有一个文化的多元,因为文化多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涵盖在社会包容中。


  鼓励政策应该


  兼顾中低端人才


  不少的区县都谈到了旧区改造,旧区的改造要和区域的发展定位结合起来,事实上怎么提供公共品,怎么样吸引企业进来就非常重要,如何来进行创新?像黄浦区确实特别注重提供立足公共服务来营造一些空间的互动,杨浦区则非常重视人才问题,建设创新园区。


  在讲人才策略的时候,各个区县都非常注重高端人才,大家都会争夺高端人才。但其实从城市的发展角度来看,什么才是高端人才呢?大学生也有失业的,保姆也可以月薪很高,人才是互补的。建议政府也不要把眼光看得太高,不要总是想着对高科技、高端人才才有一些鼓励的政策。上海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比如说所谓的中低端人才。对所谓的外来人员提供比较好的公共服务,对于这些外来人口努力吸引留住了,高端人才的服务需求也能够得到满足,形成互补。


  静安区也非常突出公共服务,但是静安区有一定特殊性。现在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这时候如果静安区要提供人均的公共服务水平,当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松江区需要改进配套,因为人口的大量涌入,但原来历史上的服务水平是不够的。这里面区和区之间就涉及协调问题,有没有可能把像静安区这样好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迁到像松江这样的区县?从本区政府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对上海市是一个合理的重新资源分配,这里面要涉及区与区之间的协调,目前每个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在讲的时候都是立足于本地,怎么样能够比较好地协调资源在全市的合理配置,这需要有一个更高高度的考虑。


   在人才方面,每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城市经济学里有一个关于智慧型城市的案例研究,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直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在该城市是以吸引创造型人才最为著名,整个城市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在文化上,都吸引着智慧型的工作者。上海如果说需要引进人才,对这些智慧型人才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现在有些区政府就觉得引进人才,就是资金配套,给你10万元的安家费,给你40万元的创业配套。引进人才,不是给了钱就能把工作做到位的。这需要政府有一个比较好的意识,要考虑引进人才的子女就学就业,还有文化氛围,都需要给高科技的人才解决后顾之忧,因为无论是海归,或者是其他城市过来的人才都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在培养和引进人才的机制上还值得进一步创新。比如,内地规定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达45%,大大高于香港和新加坡的最高税率(分别为17%和20%)。面对来自低税率地区的强大竞争,上海相对较高的公司及个人所得税迫使许多企业和个人将目光转投亚洲其他枢纽城市,阻止了外国专业人士在上海定居和工作,降低了海外中国人才回国工作的吸引力,加剧了人才短缺和人才的高流动率。偏高的个税征收起点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也降低了国内人才来上海工作和创业的热情。有效的税制是建设人才高地的必要前提。


  因此,上海必须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不断改善税收环境,可以考虑推出税收激励政策以吸引海外人才到上海工作。国际金融中心通常实施低税率,如果想将上海打造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就很有必要降低过高的个人所得税,以吸引全球灵活的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


  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分重要,所谓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解决惠及全体市民,甚至包括长三角周边的,因为城市的问题最终要突破城市,从整个区域的口径里面去考虑。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里面有两条,一个是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一个是民主决策机制。一般来讲,民主决策机制都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怎样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呢?这种需求表达机制一直是全民参与。


  保护城市文化遗产


  上海一直在提要保护文化遗产,要发展创意园区,要延续上海的文脉,但一定不能空洞地说,要有具体的实践。


  上海是一个后工业化的城市,是一个后城市化的城市。上海作为一个现象被全世界所认识,人群怎么样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个方式跟全中国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是排外,而是吸收和包容。它把全世界的所有因素,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因素综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上海的现代性。


   上海的工业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跟世界上完全一致,上海是代表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或者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今天到上海杨浦区去看看,跟芝加哥的工业区是一样的,跟伦敦现在要开奥运会的东区是一样的,证明它是处在整个世界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到今天为止纽约、巴黎、伦敦都保留纺织业,服装业跟纺织业那么夕阳的产业现在都保留着。如果把轻工业全部换成房地产,对于城市文化的传承是不利的。


  经济发展要以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抓手


   现阶段谈国际金融中心必然要跟人民币国际化联系起来。


  上海作为一个中心主要是吸引更多的资金聚到上海,成为大的交通枢纽中心,即上海今后是主要的资金枢纽中心,把主要的资金吸进来,然后再辐射出去,向长三角、全国以及全世界辐射出去,形成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两个抓手:一个是集聚效应,一个是辐射效应。上海今后要发展成为国内外人民币资金的集散地,要发展上海亚洲离岸市场。


  上海通过国内的部门将很多资金流到上海,上海统一拆借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包括香港。香港人民币资金回流,跨境贸易香港人民币资金出去,然后香港人民币资金回流,回流到上海这样一个金融市场上来,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完备的人民币资金回流的体制,就要把上海建成人民币资金的集散地,成为人民币资金的交通枢纽,这样有利于提升上海的整体金融服务功能。


  上海要提升自己的金融集聚功能,正好利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同时又利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点,更多的资金会集中到香港、上海,因为上海又发展了基础设施。同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更有利于推动上海的金融市场建设、金融中心建设。


  文化大发展


  可以借鉴世界大都市


  从各个区的定位来看,文化发展的部分显然没有经济、科技更受重视,还没有一个区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上海的百老汇,上海需要有很多小剧院,可以让人们去休闲,可以发展上海文化特色。各区的发展应要协调一下,根据各区的情况来做自己的规划。否则一窝蜂地都是建金融中心和高科技园区,同质化过重,实际上都是很浪费的。


  上海商业文化发展与国际一流大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很多区的区委书记谈到他们认为本区要建立一个商业街,比如引进LV、爱马仕,就可以非常时尚,非常高端,但其实不是的。


  比如以服装业为例,日本的东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一个服装加工基地,跟上海差不多,80年代东京升级为大牌的代工,甚至还做一些设计,到了90年代东京成为整个时装中心和时尚中心了。东京的发展趋势上海是可以借鉴的,东京的本土设计师在东京最繁华的街段上,一边是LV、爱马仕这些大牌,但是在街对面日本会给东京本土的设计师提供一些店面,这些店面价格非常低廉,以扶持这些设计师,所以日本出了一些顶尖的设计师。然后的服装也为国际上所接受和认可,这与日本本国的扶持是很有关联的。上海如果要做一个创新驱动,如果以服装业为例,除了发展世界一流品牌,一定要给民族品牌一些空间,让中国的设计师走出去,让外国人都来看,不是看LV、爱马仕,而是看中国自己的品牌。


  环境生态和空间布局


  应该更加合理


  上海的生态环境和空间布局受到关注,上海不应该放弃制造业,但是有的工业可能不能要了。


  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国际大都市,没有一个是以钢铁、石化这样的产业立世的。上海空间布局的调整应该充分考虑到城市的宜居性,空间结构上真的要认真地进行调整,GDP不应该比社会的和谐发展更重要。


  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去思考,怎么样在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监督考核里面,引入本地公众的呼吁,引入公众的满意度评价,即要改变对政府的考核方式,不要自上而下的GDP考核,应该在对政府的考核中引入本地公众的评价满意度考核。这是未来真正能够起到转型、能够发展的非常关键的制度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