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资本市场上，由于制度和政策等原因造成了资本没有配置到生产力较高的城市去，这种资本配置扭曲对城市体系发展和社会福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从空间一般均衡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首先建立模型来分析资本配置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然后用工业企业数据估计出城市间资本配置情况，最后通过反事实分析量化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对城市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消除资本配置扭曲会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另外，资本扭曲会带来劳动力配置的扭曲，这种扭曲加剧了当前中国居民的福利损失。因此，在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全面加强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促进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的优化，提高社会福利。
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已从1978 年的17. 9%提高到了2017年的58.5%。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快速城市化的问题，整个城市体系发展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Desmet & Rossi-Hansberg（2013）将影响城市体系发展的因素分解为城市技术水平、生活舒适度、拥挤治理水平，并量化分析各个因素在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作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当前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与市场力量有关，还深受国家制度和地区发展政策（资本偏袒、贸易偏袒、财政偏袒等）的强烈影响（Duranton，2007；Desmet
& Henderson，2014；陆铭，2017）。一个能充分实现市场整合的城市体系，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中国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中国在市场整合上仍然任重道远。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中国，在地区与城市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运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上，不同城市取得资本的成本应该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制度或者其他原因，资本的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资本成本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中国作为一个央地关系和政商关系复杂的大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上都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这一点体现在各级政府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城市的政策倾斜，当然也表现为资本市场上的政策倾斜，而这些倾斜都会导致资本配置的效率损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中国的银行体系结构上，在中国，商业银行是国有的，政府对银行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利率市场化程度偏低，政府对信贷配给具有很强的话语权。由于来自各级政府的压力，银行的贷款决策需要充分考虑对政府政策的配合，独立性难以保证。这种银行体系很容易导致资本在城市之间存在流动障碍进而引起资本配置效率扭曲。其次，各级政府的城市发展政策也会导致资本配置效率扭曲。中央对不同城市，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的政策倾斜，这些政策倾斜会导致一部分城市的资本供给过剩也会造成一部分城市的供给缺乏进而造成资本配置扭曲。西部大开发与开发区等地区导向的政策都会影响地区之间的资本配置。陈诗一等（2019）研究了资本配置扭曲如何影响中国城市体系发展。
研究框架
如果一个城市面临较低的资本成本，意味着该城市因为政府政策倾斜或者国家资本市场不完善等原因获得了超额资本供给，借鉴Chen et al.（2017）的研究，我们称该城市受到资本偏袒；相应的，资本成本较高的城市被称为受到资本歧视。与资本完美配置的情况相比，被偏袒的城市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本，被歧视的城市获得较少的资本。城市体系合理化应该是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权衡机制下实现。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资本可以从低生产率的城市流动到高生产率的城市？如果没有这么做，对中国城市体系影响和社会福利损失到底是怎么样的？
为了研究城市间资本错配带来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空间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来量化分析资本配置扭曲对城市规模分布与居民整体福利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具体机制为：作为劳动者生产、消费和生活的场所，城市具有不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劳动者往返于居住地与工作单位时，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城市交通设施等条件确定的条件下，这种成本会因为城市规模的提高而提高。当存在资本配置扭曲时，受到资本偏袒的城市会因为资本超额供给使得居民工资增加而吸引更多的移民从而提高了该城市的人口规模。此时，空间中的拥挤效应就会起作用，即城市规模的提高会因为城市内部拥挤效应的提高而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资本要素的空间配置与流动将带动劳动力要素实现空间再配置，进而影响资源要素的整体利用效率与社会福利。所以在当前城市体系中，考虑空间一般均衡结果，资本配置扭曲会导致两个层面的扭曲。第一个层面，通常意义上的资本无效率配置引起的扭曲，即资本没有配置到高生产力的城市中；第二个层面，资本扭曲导致的劳动无效率配置引起的扭曲，即劳动没有配置到低拥挤效应的城市中。两种扭曲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社会的福利损失，具体而言：当资本偏袒城市的拥挤效应治理效率水平更低时，会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因为更多的产出浪费在拥挤成本上。这个机制也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拥挤效应发挥作用时，资本配置效率的问题，但是这却被绝大多数研究忽略。然后基于该理论框架使用工业企业数据、2005年1%人口调查数据和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估计出中国城市间的资本配置情况和决定城市规模的其他参数。最后，通过反事实量化分析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对城市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影响。
主要结果
1.资本成本的空间分布及其定性分析
通过数据处理，我们得到各个城市2005年的资本成本，核密度图如下：
图1 中国不同城市资本成本分布，2005年
从图1可以看出，资本成本在城市之间差异非常大，这也意味着，资本在城市之间的配置存在很大扭曲。
2.资本配置扭曲与政府拥挤治理水平
我们把样本分成两组：一为城市资本成本大于自然利率即为资本歧视组，其政府治理成本为g1
，二为城市资本成本小于自然利率即为资本偏袒组，其政府治理成本为g2
。其中，处于资本偏袒的城市数目为100，处于资本歧视的城市数目为112。同时，资本“偏袒组”与资本“歧视组”政府治理成本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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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城市政府拥挤治理成本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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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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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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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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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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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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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资本“歧视组”的政府拥挤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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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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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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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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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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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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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资本“偏袒组”的政府拥挤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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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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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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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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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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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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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看出，资本偏袒城市组的政府拥挤治理效率明显小于资本歧视城市组，平均意义上来说，受偏袒城市的政府拥挤治理成本大约比受歧视的城市高40%。这就意味着，由于在空间一般均衡下，给定现有的资本配置扭曲，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动到在资本市场上受到偏袒的城市。而一般来说受偏袒城市的政府拥挤治理效率相对低下，造成的拥挤效应使得居民的福利损失更大。如果提高政府拥挤治理水平，资本偏袒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居民福利改善。所以提高政府拥挤治理水平也是提高受偏袒地区福利的重要措施。
3.资本配置效率改善的反事实分析
基于影响城市规模分布因素的测算，我们通过反事实来量化分析消除资本配置效率扭曲对城市规模分布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借鉴Desmet & Rossi-Hansberg（2013）的做法，我们消除资本配置扭曲使得资本成本在各个城市之间相同，反事实结果如下图4所示，横轴代表城市规模（万人）的对数，纵轴为所有城市中规模大于某一水平的城市所占的比率。
图2 反事实分析：消除资本配置扭曲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陈诗一、刘朝良、冯博, 2019：《资本配置效率、城市规模分布与福利分析》,《经济研究》, 第 2 期。
Chen, Y., Henderson, J. V. and Cai, W., 2017,
"Political Favoritism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s and its Effect On City Siz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98: 69-87.
Desmet, K. and Rossi-Hansberg, E., 2013,
"Urban Accounting and Welf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296-2327.
Dollar, D. and Wei, S., 2007, "Das
(Wasted) Capital: Firm Ownership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 USA.
Hsieh, C. and Klenow, P. J.,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