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想富，先修路”是很多落后地区的“致富经”，从这个口号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修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寄予厚望。小村庄修路后迅速富裕起来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
这不只是一句印在村口的深入人心的口号，也不只是电视节目里常常播放的乡村致富故事，政府和国际组织也认为修路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2007年中国“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基本贯通，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之一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也明确指出，降低城乡交通成本、紧密连接城乡市场是促进农村地区发展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2017年世界银行用于交通建设的贷款占比高达14%，是贷款规模最大的三个领域之一 。另外，近来屡见不鲜的“抢高铁 ”行为也表明无论是群众还是政府官员，人们大多认为修路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这背后的逻辑也不难理解：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降低运输成本，人和商品的流动都会变得更加容易，从而给落后地区带来赚钱的机会。经济落后的地区要想融入繁荣的市场、从贸易中获得收益，当然首先需要通往市场的路。先修路，才能把地方特产卖出去、把外地游客吸引来。
然而，即使一个地区的产品能够以较低成本便捷地运输到其他市场（特别是消费力强大的城市），之后呢？这些产品能否顺利卖出去？能否卖一个好价钱？这些问题都是修路所不能回答的，是需要等待市场来回答的。
二
近年来关于国道、高铁的实证研究愈发丰富，这些研究结果也提醒我们，不能对修路的作用盲目乐观和一味追捧。我国“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于2007年底基本贯通，历时近十五年。
Faber（2014）研究了1992年-2003年国道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道主干线建成通车后，道路沿线地区的GDP增速相较于非沿线地区有所下降，工业产出增速也相对放缓。Faber分析，在修建国道之后，沿线县城与枢纽城市的货物运输和商品贸易成本降低，促进了沿线县城的和枢纽城市之间的市场融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会向城市集中，因此相较于非沿线地区，沿线区县的经济产出会受到负面影响。Faber指出，在修建交通基础设施时，决策者往往认为修路能够使核心城市的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分散到周边地区，从而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甚至恰恰相反，发达的城市与欠发达的县城经历市场一体化之后，经济活动会更为集中。（考虑到企业集中在大城市能够享受“溢出效应”等正外部性，这出人意料的结果似乎也有道理。）
类似地，Qin（2016）研究了我国2004年到2007年期间铁路提速对沿线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她发现，沿线地区的GDP和人均GDP在火车提速之后有显著下降，固定资产投资也有显著下降。Qin认为，火车提速降低了人们在两个城市之间来往的交通成本，因而人们更愿意将投资从周边区县转移到城市区域。值得注意的是，与Faber研究的国道不同，高速铁路只运输人不运输货物，但他们两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Lin（2017）的研究和Qin的研究相得益彰；不同的是，Lin关注的是有高铁开通的城市，而非沿线区县。她发现，在高铁通车后，其连接的城市（市辖区区域）劳动雇佣显著增加，特别是旅游业和沟通密集型行业，如金融业、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行业等。Lin分析，高铁开通能够降低人们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成本，即降低了那些格外需要人们面对面交流的行业或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有利于沟通密集型行业在高铁城市的蓬勃发展。这说明高铁建成开通会使得其连接的城市向沟通密集型行业方向专业化发展。而如果看城区（市辖区）之外的经济发展变化情况，Lin发现高铁开通并没有给它们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与Qin（2016）的研究结果较为相近。此外，这个研究还关注了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给城市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高速公路修建之后制造业劳动雇佣有显著增加，这与高铁开通增加服务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有明显不同。
Baum-Snow等（2018）同时讨论了修路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通过研究中国高速公路修建与地方经济产出的关系，他们发现，道路建成后，核心城市的产出和人口增加了，边缘城市的产出减少了。与此同时，这两类城市的经济活动类型也趋于分化，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核心城市发展得比较好，而边缘城市逐渐失去原有的制造业经济活动，偏向于发展农业。
三
我们可以看到，修路会改变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而经济活动总是会寻求最有利的地区落脚。大城市有经济集聚、知识溢出和更低的交通成本，而周边地区的地价会更便宜。因此，修路之后，一个原本较为落后的地区其经济活动会更加繁荣还是更加萧条，我们难以先验地知晓。而要想从修路中获益，一个地区需要具备充分的比较优势才能避免自己的资源流失，才能吸引更多的经济活动。
参考文献
Baum-Snow, N., Henderson, J. V., Turner, M. A., Zhang, Q., & Brandt, L. (2018). Does investment in national highways help or hurt hinterland city growth?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forthcoming.
Faber, B. (2014). Trade integra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Trunk Highway Syst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1(3), 1046-1070.
Lin, Y. (2017). Travel costs and urban specialization patterns: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 speed railway system.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98, 98-123.
Michaels, G. (2008). The effect of trade on the demand for skill: Evidence from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4), 683-701.
Qin, Y. (2017). ‘No county left behind?’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upgrade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7(3), 489-520.
作者 ， 刘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